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「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」。回歸二十年，學術自由作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有否變質，值得回顧。
檢視港大民研有關學術自由評價的追蹤調查，可以看到學術自由評分在2000年和2007年時都有顯著下跌，期間發生了與筆者有關的民調事件以及教院風波。而在梁振英任內，學術自由評分更一直下跌，甚至跌破了2000年發生民調事件時的分數，成為歷年新低。梁振英上任後，對大學所作的干預、佔中後管理層對相關人士的留難和懲處，都一一反映在民調數據上。
二十年來的經歷，罄竹難書。承接早前傳媒的訪問，筆者在此談談「學術禁忌」的問題。
學術無疆界，大學也應該是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地方。只要是講道理、有風度，就沒有事情不可碰、沒有道理不能辯。不管是人生價值、政權喜好，就算是宗教信條、宇宙真理，也沒有東西不能碰、不可辯。這是筆者自小嚮往的思想浪漫。
不過，歷史的殘酷比比皆是，東方秦始皇焚書坑儒、西方教廷迫害日心論者，只是箇中一二。近代政權對「反動學術權威」的誣衊，以及對「異見學者」的殘害，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回望香港，政權打壓學者，大學自設禁區，應該是近代的事情。
算起來，民研計劃二十六年來所進行的不少民情活動和追蹤研究，包括民間全民投票、身份認同調查和首長評分調查，可能都是極左人士的眼中釘，歷年來受盡左報和建制人士的口誅筆伐。特首評分調查更在2000年前被中間人要求叫停，引發軒然大波，幸得香港市民的支持，民調工作才能得以繼續。
面向回歸二十週年的「後梁格局」，民研計劃會不怕禁忌就「港獨意識」進行深入分析，追蹤「本土意識」和「港獨議題」的發展歷程。事實上，民研計劃早在1993年開始已經開始進行香港市民對台獨和藏獨的意見調查，並不斷公布結果。民研計劃沒有就港獨進行長期調查，不是害怕禁忌，而是覺得沒有需要。多得梁班子的牽頭和極左人士的呼應，港獨突然變成社會議題，似乎需要科學探討。至於是否需要成為專項調查，則還要等待林鄭班子的定位。
1988年9月，「世界大學服務社」（World University Service）發出了《學術自由和高等學府自主宣言》，又稱《利馬宣言》，闡明了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定義，認為「教育應為正面社會變革的工具」。1999年，國際組織「Scholars at Risk」（簡稱SAR，筆者譯作「保護學者網絡」）成立，以具體行動保護學術自由。細察有關網絡的成員，以2016年計，全球排名前50的國際大學，當中31間是網絡成員，而前10位中就有8間。
反觀香港，學術機構重視排名，把大量資源投放到形象工程和互相競爭，卻遺忘了教育的本意。利字當頭，隨風擺柳，實在教人心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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